绍兴刑事律师：刑事案件诉源治理的省思与修正 作者：王帅 王泽山     时间：2020-11-05    来源：人民法院报

刑事案件“三项规程”旨在推进庭审实质化，但毫无疑问，刑事司法领域确实存在“二八现象”。换言之，诉源治理的改革方向，就在于尊重“二八定理”，合理构建“一繁二简”的程序分流机制；进而，正视诉源治理的限度与司法自身的容量，据此构建纷争处理机制之光谱。

　　一、回溯：诉源治理的正当性

　　（一）单一程序之批判

　　1979年刑诉法仅有普通程序。随着社会结构深刻调整，我国已步入“风险社会”，刑法圈越扩越大，法院被推到一个显眼位置。然而，立案登记制以案件增量为导向，法官员额制以减员增效为目标，两者呈现反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刑罚宽缓化势不可挡，“风险刑法”调控社会矛盾的广度、深度今非昔比，倘若对简案一律适用普通程序，势必与刑事司法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如果不能有效改变低端司法模式，极易形成司法改革的“堰塞湖”“中梗塞”。可见，上述紧张关系若无法缓解，司法责任制的改革目标势必遥遥无期。

　　（二）诉源治理之展开

　　1996年刑诉法对普通程序、简易程序进行分野；2012年刑诉法承继司法解释和前法精神，拓宽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并新增刑事和解制度；2018年刑诉法把认罪认罚从宽确立为诉讼制度，同时增设速裁程序。显然，在“风险刑法”背景下，简审程序因势而生，从普通程序到简易程序到速裁程序的脉络渐趋清晰，这一系列的立法探索和司法实践，折射出司法改革稳步推进的一贯作风，也是司法理论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发展的生动写照。

　　（三）快慢分道之价值

　　推行诉源治理，通过繁案精审，增强庭审对抗性；通过简案快办，促进司法高效；通过尊重程序选择权，实现司法为民。从第一审刑事案件分布看，80%以上由基层法院管辖，正是呈现“二八现象”，人案矛盾聚集在基层法院，诉源治理的基底在基层法院，快慢分道的重点理应投放到基层法院！另一方面，在基层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复杂少数”与“简单多数”亦呈“二八现象”，如果将简案通过简审程序科学分流，司法资源的配置会更趋合理，整个国家的司法秩序会更趋顺畅。

　　二、省思：诉源治理的困顿析解

　　（一）立法的抵牾

　　考察刑诉法发展史，构建的审理程序趋于健全，问题在于，把速裁程序与独任制对应、普通程序与独任制分开，加之简审程序存在杂糅现象，如此看来，在实务中如何取舍反而成了难题。概言之，在“二简”程序的适用过程中，充斥着大量非效率性价值因素，殊不知，如此将诉讼效率、被害方权益“捆绑”设计，不仅冲淡了简审程序的功能定位，甚至会模糊简审程序创设的逻辑原点，进而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预设期待。

　　（二）认识的混乱

　　2015年至2019年，A省法院案件量从78.29万件向136.94万件迈进，但刑事案件仅占6%。有人据此认为，刑事案件体量不大，故诉源治理的必要性不足。在认罪认罚从宽上，对于认罪，有认为是认可起诉事实，有认为是认可起诉事实或罪名，有认为是认可起诉事实和罪名；对于认罚，有意指接受刑事处罚，有意指认同量刑建议并积极退赃、退赔、赔偿；对于从宽，有的认为仅指从轻，有的认为可以突破法定刑。在繁简分流与认罪认罚的关系上，有的认为后者是分流的标准，是区分前者的依据；有的认为繁案与简案均可能存在认罪认罚情节，故不可等量齐观。在繁简分流与速裁的关系上，有的认为没有前者就罔论后者；有的认为前者是对案件的分类标准，后者是对个案的处理方法。

　　（三）实践的偏差

　　就速裁程序而言，查证标准并未降低，故侦查机关缺乏适用的足够动力；除起诉书简化外，需与被追诉者开展认罪、量刑协商并出席法庭，故对检察机关的激励不足；证明标准并无二致，法庭还面临即审即判压力，故法官适用的积极性受到遏制。另外，对于律师来说，由于认罪后适用简审程序，辩护需求降低，势必挤压辩护空间。就简易程序而言，适用范围跨度极大，不同案件的简化程度整齐划一。就普通程序而言，因大量人证不出庭，直接言词原则未落实，程序发育并不成熟。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以审限区分程序适用成为倾向性惯例，实乃对程序正义某种程度的牺牲。

　　三、修正：诉源治理的实践进路

　　（一）如何甄别繁简案

　　强调以审判为中心，理应区别对待，将稀缺的司法资源更多用在繁案上，真正发挥庭审功能作用。甄别繁简案，大致可从三个维度把握：一是以认罪认罚为据。把认罪案件列为简案，不认罪案件列为繁案，乃是对公正与效率、打击与保护的统筹兼顾，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二是以刑罚轻重为据。把可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划归繁案，五年以下刑罚的划归简案。三是以量刑规范化为据。把发案率高的盗窃、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等常见罪名归为简案，把黑恶势力、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等归为繁案。

　　（二）如何实现快慢分道

　　——审判程序的分道。在价值取向上，普通程序取位公正，简易程序取位公正与效率，速裁程序取位效率，三位一体构成了完整的审判程序框架。简易程序以认罪为程序分流点，适用于可能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速裁程序以认罪认罚为程序分流点，适用于可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普通程序以不认罪为程序分流点，或者不选择“二简”程序的简案，但对于认罪的繁案可简化审理。

　　——审判组织的分道。一是搭建审判团队。组建金字塔型审判团队，简案团队办理简案，速裁程序采独任制书面审理，简易程序采独任制开庭审理；繁案团队办理繁案，普通程序采合议制开庭审理。二是推广专业化审判。对于盗窃、危险驾驶、职务犯罪等类型化案件，在繁简分流后移送相应的审判团队，使法官审有所专、审有所长、审有所精。三是科学评估审判绩效。引入权重系数，对法官员额、办案绩效进行评估。四是定期轮岗。让精审精判者不为繁案所累，快审快结者不为简案所困。

　　——证明标准、裁判文书的分道。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繁案，采法定证明标准当无异议，但在简审程序中，若证明标准同日而语，极易陷入似简仍繁的尴尬境地，故可采差异化证明标准。另一方面，长期以来，裁判文书被强调为公文，格式千篇一律，即便简案、简审程序，不需说理的亦“八股式”地堆砌阐释。于此情形，对于繁案，应采要式裁判文书，完整呈现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的心证历程；对于简案，可采简式裁判文书，从而减轻法官的文牍压力。

　　——救济途径的分道。上诉续审模式对案件繁简、适用程序在所不问，被告人可在二审时重新组织攻击防御，极易造成诉权滥用。对于繁案，实行两审终审制，贯彻上诉不加刑原则自不待言；但对于适用简审程序获得“程序利益”“量刑减让”的，一旦进入二审，就面临逻辑上的悖论:一审以认罪认罚为前提适用简审程序，被告人上诉的，也就意味着不再认罪认罚。可见，应设置上诉过滤机制，对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探索实行一审终审，或者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制约。

　　（三）如何坚守公平正义

　　1.让繁案繁中有简。作为对现状的反思，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在于摆正侦控审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法官作为居中裁判者，审判作为侦查、起诉把关者的功能。与以审判为中心密切相关的是以庭审为中心，旨在避免“侦查中心主义”“侦审联结”。申言之，对于繁案，繁案团队应精审、详判，严格贯彻证据裁判、直接言词原则。当然，为实现繁中有简，庭前会议得必要时召开；把握人证的“关键性”“重要性”，实现关键人证应出尽出；被告人认罪的，法庭调查、辩论适度简化。

　　2.让简案简中有繁。简化简案，不是忽略简案，不能以让渡公正为代价，而是本着简程序不简权利的原则降低司法活动的边际成本。一是建立权利告知制度。侦查机关首次讯问时，应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被追诉者认罪认罚的，应由值班律师到场见证具结过程；审判机关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释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从简的法律规定。二是完善值班律师制度，保障值班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三是强化核查机制。核实认罪、认罚、认程序的自愿性，签署具结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四是建立程序回转机制，为认罪犹豫、反悔的被告人提供权利保障。

　　法治具有古今延续的普适性，表征的乃是人类共同的生活经验和理想。从普通程序到“二简”程序，诉源治理的程序装置渐趋丰满；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呼之欲出，快慢分道获得了新的制度生成空间。另一方面，诉源治理本身并不能减少矛盾存量，快审机制总有一定限度。正因如此，在审判程序的微观分流之外，我们尚需关注诉讼环节的中观分流、诉讼内外的宏观分流，据此构建多元化解机制之光谱。

　　（作者单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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