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刑事律师：交通肇事救助后又消极逃避处罚的定性 作者：黄健 刘兴元     时间：2020-11-06    来源：人民法院报

被告人吕某驾驶重型半挂车行驶至某路口时，与王某驾驶的小轿车相撞，造成王某重伤、小轿车乘坐人周某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吕某负该事故的主要责任。事发后，吕某主动将王某、周某送至医院后无故离开。后吕某到交警部门接受询问。一个月后本案定性为刑事案件，吕某经公安机关通知拒不到案，后在家被抓获归案。吕某被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公诉到人民法院后，针对吕某在救助伤者后又消极逃避刑事处罚的行为是否属于“交通肇事逃逸”的加重处罚情节，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吕某该类情形属在未报案的情况下将伤者送至医院后，又拒绝到案配合办案机关，构成交通肇事逃逸情节。第二种观点认为，吕某该情形属积极救助伤者且曾主动接受办案机关询问，其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

　　笔者认为，判断“交通肇事逃逸”情形的主要依据应为是否积极履行了救助义务。对“交通肇事逃逸”设置加重处罚情节，存在“逃避法律追究说”和“逃避救助说”两种论断依据。从法益保护角度而言，交通肇事且业已出现被害者受伤的危急情况时，交通肇事者就负有积极救助的作为义务。此时，该肇事者是救助被害者的第一责任人。刑罚中对“逃逸”情形加重处罚的社会价值在于，交通肇事者一旦不履行救助义务便会增加伤者的伤亡风险，并由此加剧或扩大既有的被害者人身法益侵害程度，在量刑上有必要加以区分。进而言之，“交通肇事逃逸”之核心本质应当在于“逃避救助”。本案中，吕某将被害者送至医院抢救，已经降低了其人身损害扩大的风险，实际上已履行了救助义务。其未报案而送医离开及后续的行为不应抵消这一积极救助的表现。

　　当积极实施救助与逃避法律追究的价值产生冲突时应当合理取舍。司法实践中如果两者价值取向存在冲突，笔者认为应优先取第一价值取向，即人的人身权益乃至生命，始终要处于第一顺位。就如媒体报道过的出租车司机因载急病患者送医而选择连闯红灯，后被有关部门不认为违章不予行政处罚的价值观一致。同时对比故意杀人、抢劫等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刑罚均未将犯罪后“逃逸”作为量刑加重情节。反观之，如涉嫌交通肇事犯罪的行为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的其他时间、地点选择隐匿逃逸，因不存在事故现场亟须刑法保护的被害人法益，故也就不存在认定此后续行为属“逃逸”情形的必要性。本案被告人吕某的行为表现即为如此。司法实践中还不能忽略的是，如果单纯将“逃避法律追究”作为“逃逸”认定标准，则肇事者留在现场报警并主动接受警方处理就成了法定义务，肇事者或者说犯罪嫌疑人在现场如实供述事发过程，认定为自首就存在一定困难。而对比更为严重的刑事暴力犯罪，此种行为便可以认定为自首表现。即刑罚的罪刑责相适应原则应当得到公平合理的贯彻实施。

　　综上，对于交通肇事是否属逃逸情形应综合多种情节及法理予以判定。对于被告人吕某行为的量刑处罚，其事后又逃避办案机关办案，拒不接受刑事处理的行为表现，可作为量刑的考虑因素，而不应与“逃逸”加重情节相混淆。

　　（作者单位：河南省桐柏县人民法院）

免责声明：本网部分文章和信息来源于国际互联网，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学习之目的。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立即联系网站所有人，我们会予以更改或删除相关文章，保证您的权利。同时，部分文章和信息会因为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的变更失去时效性及指导意义，仅供参考。